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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色歌谣看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宣传教育工作

肖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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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色歌谣看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宣传教育工作

    作者简介: 肖小华(1967—),男,江西吉安人,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党史党建.
  • 中图分类号: D231

Study on the Party’s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From the Red Ballads

  • CLC number: D231

  • 摘要: 中央苏区时期,党以红色歌谣、标语、戏剧等为载体,创新宣传教育方式方法,寓教于乐、寓教于学、寓教于工,宣传教育工作富有新颖性、鲜活性和吸引力,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以中央苏区红色歌谣为视角,可以从独特的角度探析这一时期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主要特点:即注重政治性,强调宣传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服从和服务战争;注重层次性,突出了成人在宣传教育中的地位,又力所能及地兼顾了老年、儿童等群体;注重针对性,围绕一切服务战争的总体目标,根据宣传教育对象的不同,有针对性地选择宣传教育的内容和方式;注重创新性,综合运用各种宣传教育方式,把宣传教育渗透到工作生活学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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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19-08-20
  • 录用日期:  2019-09-15
  • 刊出日期:  2019-09-01

从红色歌谣看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宣传教育工作

    作者简介: 肖小华(1967—),男,江西吉安人,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党史党建
  •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教务部,江西 井冈山 343600

摘要: 中央苏区时期,党以红色歌谣、标语、戏剧等为载体,创新宣传教育方式方法,寓教于乐、寓教于学、寓教于工,宣传教育工作富有新颖性、鲜活性和吸引力,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以中央苏区红色歌谣为视角,可以从独特的角度探析这一时期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主要特点:即注重政治性,强调宣传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服从和服务战争;注重层次性,突出了成人在宣传教育中的地位,又力所能及地兼顾了老年、儿童等群体;注重针对性,围绕一切服务战争的总体目标,根据宣传教育对象的不同,有针对性地选择宣传教育的内容和方式;注重创新性,综合运用各种宣传教育方式,把宣传教育渗透到工作生活学习之中。

English Abstract

  • 红色歌谣是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记录了中国革命的辉煌历史,反映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体现了党的意志和主张,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途径和形式。当时,以传唱红色歌谣为重要途径,开展党的宣传教育工作,是革命阵地由城市转向农村的需要,契合了宣传教育对象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实际,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正因如此,党的六大和后来的中央第四号通告《关于宣传鼓动工作》提出,要把党的理论、主张、政策、口号编成歌谣,以扩大宣传覆盖面。

    中央苏区时期,党以红色歌谣为载体,把抽象的革命道理、政治主张、政策方针、纪律规范编成易懂、易记、易学、易传的大众性语言,内化为人们的思想,从而改变人们的行为,增强了宣传教育工作的鲜活性和巧妙性,克服了“喊口号”“党八股”等脱离实际的不足,提高了宣传教育的实效性。以中央苏区红色歌谣为视角,可以多角度地探析这一时期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主要特点和经验,为新时代的宣传教育工作提供经验借鉴。

    • “军事化”是战争的突出特点。如何发展壮大自身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打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进而不断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是中央苏区时期党和红军压倒一切工作的头等大事。而如何围绕这一头等大事,宣传教育根据地广大军民自觉服从和服务于这场战争,则是当时党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

      1929年底,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明确提出, “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1](96)。古田会议之后,党和红军的宣传教育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提高,并朝着更为规范的方向发展,政治功能得到进一步凸显。1934年2月,周恩来在红军第一次全国思想政治会议上强调:“一切政治工作,要服从整个作战计划;一切政治工作,都要为着前线上的胜利。这样的政治工作,才能巩固红军,才能保障上级命令的绝对执行。”[2](74)

      赣南、闽西和粤北是中央苏区的主要区域。历史上的人口迁徙,导致这一地区聚集着许多客家人,素有“上山不离刀,开口不离歌”的传统。红色歌谣的传唱,既是满足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需要,更是党在农村根据地开展宣传教育的极好形式和载体。中国传统歌谣的主题多与生产劳动、礼俗仪式、爱情娱乐相关,虽有少部分的舆论表达,但总体上与政治联系不紧密。而中央苏区时期的红色歌谣,却主要集中于军事和政治,且鼓动性非常强。“阶级”“反动派”“革命”“斗争”“暴动” “工农政权”等政治性词汇是这一时期歌谣的高频词语。这些歌谣宣传了党的基本理论、党的政策主张,讴歌了党的领袖、苏区美景,揭露了旧制度旧社会的腐朽黑暗。苏区广大军民在传唱这些红色歌谣的同时,一方面获得精神愉悦,另一方面不自觉地获得了更多的思想信息,从而带来了思想观念和行为上的改变,较好地实现了党对宣传教育对象的预期。

    • 要打破国民党的进攻,不断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首先必须发挥广大党员、干部、红军官兵和广大群众在战争中的积极作用。为此,在中央苏区的教育体系中,党员干部、红军军官的教育地位居第一,其他成人的教育地位居其次,儿童的教育地位居最次。这既是共产国际指导的结果,也是党在特殊时期的最优选择。1929年2月,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中建议,中共 “要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党内政治水平线,要在党员群众革命青年中进行特殊的教育工作”[3]。后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也指出,根据地的教育 “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应该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地引导他们参加政治的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4]

      中央苏区时期,“劳苦青年群众占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在斗争中他们又是最勇敢最坚决的。因此对取得青年群众的宣传,是整个宣传任务中的一个重要任务”[1](99)。以劳苦青年群众为主要宣传教育对象,体现了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有鲜明的战时特征和应急性特点。虽然上述教育是指文化教育,但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除具有知识传播的功能外,还承载了更多的政治功能,是当时党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载体。

      中央苏区红色歌谣按内容划分,大致可以分为政治类、军事斗争类、经济建设类、社会生活类、文化教育类等五大类,这些歌谣主要适宜成年人传唱。经统计,中央苏区成人歌谣的数量远远多于儿童歌谣。以《中央苏区革命歌谣选集》和《中央苏区歌谣集》两本目前研究中央苏区红色歌谣的重要文本为例,前一本歌集收录的少儿歌谣有56首,所占比例仅为10%;后一本歌集收录的少儿歌谣有74首,所占比例也仅为10%。

    • 中央苏区时期,党不仅根据宣传教育目标和宣传教育对象实际采取了不同的教育方式方法,还有的放矢地选择了宣传教育内容,提高了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

    • 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增强他们的组织纪律性、政治觉悟、政策能力,以领导好根据地的军事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是中央苏区时期针对党员干部的宣传教育目标。在这些目标任务中,如何提高他们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则是其重中之中。1933年8月,中央组织局在《关于党内教育计划致各级党部的信》中指出:“应当有计划有目的提高党内政治理论水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所有新旧同志们头脑,进行经常有组织的教育工作。”[5]围绕提高党员干部政治能力这一目标,中央苏区时期建立了各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完善了干部教育体系,制定了党的政治生活制度,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加大了党报党刊的发行力度,有系统地在根据地全体党员中加大了党的理论、时事政策、组织纪律的宣传教育等。

      “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6]配合战争的需要,中央苏区的文化工作者把许多抽象的革命道理、方针政策、组织纪律以标语、歌谣、漫画的形式呈现,使之朗朗上口、生动形象,便于宣传传播。如歌谣《共产三字经》中唱到,“马克思,倡共产,无产者,被唤醒;……其宗旨,真正好,崇列宁,作主脑;普教育,设学校,不要钱,贴油火。”再如《工作大纲》歌谣中唱道:“为团体努力,作群众导师;到群众中去,到反动荆棘中去;不畏难,不怕死,不爱钱,为主义而牺牲。”

    • 由于红军来源较杂,加上其他各种原因,古田会议前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充斥军中。为尽快消除红军队伍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努力实现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不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的教育目标,中央苏区时期党对红军官兵加大了红军性质任务、革命形势、军令军纪的宣传教育。这些宣传教育内容,在红色歌谣中还能找到历史的印证。如:《红军三大任务歌》中唱道,“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力,实行土地革命”。《步哨守则歌》中唱道,“前方第一是敌情,村庄道路都紧要;监视区域须分明,轮到换班要交清”。类似的歌谣还有《红军纪律真严明》《红军三大纪律歌》《红军纪律歌》《射击军纪歌》《游击口诀歌》,等等。

    • 中央苏区所在区域以丘陵山地为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大部分群众思想观念保守,对自己的悲惨命运不敢反抗,甚至把逆来顺受视为美德。“好男不当兵”“传宗接代”“男尊女卑”等旧观念十分严重。五四运动后,虽然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开始在这些地区播撒革命火种,部分群众的思想开始觉醒,为中央苏区的创建发展准备了思想基础。但从总体上说,当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闽西之初乃至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广大群众的思想认识、精神状态、文化水平落后于革命的发展需要,影响了中央苏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建设,特别是为扩红工作带来困难。

      因此,启发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营造精神性激励,动员他们参加革命,是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1933年4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的《目前的教育任务》指出,要“用教育与学习的方法,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打破旧社会思想习惯的传统,以深入思想斗争,使能更有力地动员起来,加入战争,深入阶级斗争和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2](6)

      “文化教育社会化政治化实际化劳动化”,是中央苏区宣传教育的一条重要经验。中央苏区时期,党因陋就简创办了许多业余文化学习机构,如夜校、识字班、问字所,开展了扫盲运动、识字运动和文化教育。广大群众在识字学文化的过程中,思想观念自觉或不自觉地得到改变。

      “万里晴空一片蓝,红军天下人心欢,青年学会革命歌,老年也上夜校班。”针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特点和教育目标,中央苏区文艺工作者创作了许多宣传党的主张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歌谣,如《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布告》《红军歌》《十大纲领歌》《告知识分子》,广大群众在传唱这些歌谣中,逐渐明白了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从而认同和接受了党和红军。除此之外,还创作了许多诉苦类歌谣,这些歌谣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阶级仇恨。如《天下最恶土豪心》唱道,“青蛇牙齿马蜂针,甘美叶子雷藤根,天上最毒金蚕姆,天下最恶土豪心”。

      “工农妇女上夜校,读书识字开心窍,封建礼教全打倒,三从四德都唔要”。为解除根据地妇女的思想桎梏,中央苏区诞生了许多妇女解放类和劳动类歌谣,这一类歌谣点燃了她们心中的怒火,启蒙了她们的革命意识。如《革命工作共分担》中唱道,“壁上打钉挂灯盏,革命工作共分担。哥当红军打敌人,妹在家中搞生产”。这一类歌谣体现了男女平等思想,调动了根据地妇女参加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

    • 少年儿童虽不是革命战争的直接负荷者,但他们是“革命的新后代”。围绕如何培养“革命的新后代”这一目标,党除了在文化教育中对少年儿童渗透阶级意识和政治观点教育外,还组织他们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实践活动,如协助站岗放哨、参加扩红宣传、慰劳红军家属,等等。

      中央苏区的少儿歌谣虽然不多,但仍是党对少年儿童开展宣传教育的重要形式。中央苏区时期的重要报刊《青年实话》曾开辟少儿专栏,专门刊载少儿歌谣。胡耀邦也先后创作了许多少儿歌谣,如《红军哥哥看了我们的信》《哥哥在前方》。中央苏区少儿歌谣的风格特点和主题内容与其他成人歌谣基本相同,蕴含了丰富的思想教育内容,但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少年儿童的心理需求和思维特点,韵律更强、语言更明快活泼。如《不怕拳小》中唱道,“小弟弟,年纪小,常恨自己气力小,他说土豪又高又肥胖,小小拳头怎么打得倒。我说弟弟莫心焦,不怕拳头小,只怕拳头少,千千万万的拳头团结起,要把土豪打成泥”。歌谣通过对话展现内容,把“小弟弟”和大哥哥的“我”的内心世界描写得栩栩如生,既反映了根据地少年儿童的天真活泼,也烙上了战争的时代特点。类似的歌谣还有《三岁长得高》《响起鞭炮来欢迎》《小弟弟想当红军》《凳板龙》《送蛋》,等等。

    • 针对这一特殊教育群体,党主要从物质需求、政治利益和情感教育开展思想宣传,但宣传教育方式有很大不同。一般来说,对前线的白军,以喊话、发放宣传单、标语为主要宣传形式;对已投诚的起义军和被俘的官兵,以上课、报告、表演、歌谣为主要教育形式。“红军中官兵伕薪饷吃穿一样,白军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尽管宣传教育方式不同,但内容基本相同,即一方面启发白军士兵和俘虏认清自己备受欺凌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宣传党的主张和红军的三大任务,号召他们弃暗投明,参加红军。如《劝白军投诚小调》中唱道,“白军士兵说你听,自己阶级要认清;穷人莫要打穷人,赶快拖枪投红军。你们觉悟要赶快,想好计划拖枪来;共产党的主张好,焚烧契约废老债”。《劝白军士兵歌》中唱道,“白军士兵们,我来告诉你,我们都是工农来出身。苏维埃政府,自由又平等,官长士兵都是一样行。白军士兵们,我来告诉你,当兵莫当国民党兵,官长吃牛肉,士兵吃草根,打起仗来白送命”。这些歌谣,有力地配合了党对这一特殊群体的思想宣传教育工作。

      “一怕红军刀枪镇,二怕兴国山歌声;刀枪镇来头落地,山歌声来勾掉魂。”这首当年流行于国民党军队的歌谣,不仅说明了红色歌谣是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白军士兵、俘虏开展思想宣传的重要途径,而且说明其效果十分有效。

    •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就探索出了一些战争环境下宣传教育的方式方法:如举办干部培训班、党团训练班、演讲会、书写标语、散发传单、教唱红色歌谣,等等。后来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了18种教育方法。1933年6月,中央在《关于新调来的教育干部训练问题的第三号训令》中指出,要用 “在工作中训练”“在斗争中训练”“开短期训练班” “用行政纪律”来约束等办法来教育干部。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从实际出发,与宣传教育对象的学习、生活、生产紧密结合,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体现出强烈的创新性。

    • 如士兵集合前要唱革命歌曲,呼喊政治口号;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主张编成识字教材内容;把学习内容改编成歌谣,便于人们学习和传播。《工农三字经》《国民党四字经》《共产三字经》《三字经》《中国疆域歌》《觉悟》等,既是识字教材又是歌谣,这些教材既有助于传播革命思想,又有助于群众认字学文化。

    • 毛泽东曾在“二苏大”上指出,如果其他什么工作都不做,是不能有效动员群众的,也就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因此在做宣传教育工作时,要想办法解决群众的一切实际生活问题,如“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问题,婚姻问题”[7]

      把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动员群众同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是中央苏区时期宣传教育的一条重要经验。如为解决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组织红军官兵在战争闲暇之际,帮农民干农活,以及组织耕田队、劳动互助社,教妇女做犁田耙田等农活。《互助生产歌》《单人独马难做事》《社会主义起墙脚》等歌谣反映了苏区互助组的情况,如《增加生产好大家》中唱道,“民歌唱来闹哗哗,参加互助唔会差,政府号召大生产,增加生产好大家”。

    • 苏维埃政府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廉洁的政府。这除了中央苏区有效的宣传教育外,还与当时的制度建设密切相关。一是加强制度建设。中央苏区时期先后制定了涉及财务、监督、执纪等方面的系列制度,如《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暂行财政条例》《统一会计制度》《关于国库暂行条例》等相关制度。二是严格制度执行。中央苏区时期,广泛发动群众检举贪污腐败及浪费行为,开启了肃贪风暴,向腐败分子打响了第一枪。三是完善舆论监督机制。这一时期,党不仅建立了巡视制度与检查工作制度,而且重视舆论监督。如《红色中华》报开辟“红板”“黑板”“反贪污浪费”专栏,对先进事迹进行表扬、对不良现象进行批评、对贪污浪费案件的查处进行披露。

    • 歌谣《俱乐部里听新闻》中唱道,“太阳下山有红云,革命的日子乐开心,早上出去忙支前,夜里归来听新闻”。中央苏区不仅创办了成人教育培训机构,如针对党政干部就有中央党校、苏维埃大学、中央教育干部学校和各种各样党政干部训练班、俱乐部,不仅通过这些培训机构对党员干部进行集中教育,而且还利用小组会、支部大会、政治讨论会及党报党刊、各种文化活动开展日常教育,把集中教育与日常教育结合起来,增强了宣传教育的长效性。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8]。中央苏区红色歌谣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在苏区政治动员、文化革命、价值引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承载了中国共产党高尚的革命精神,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具有永恒价值和旺盛生命力,依然是教育人民、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精神力量。开发利用好中央苏区红色歌谣中蕴含的教育资源,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新时代主流价值观宣传教育内容,而且可以拓宽主流价值观宣传教育的渠道,增强宣传教育的鲜活性、吸引力和实效性。

      同时,中央苏区时期的宣传教育工作,不仅教育目标聚焦,针对性强,而且注重方式创新,注重寓教于乐、注重宣传教育的整体效力、注重宣传教育的长效性、注重宣传教育的经常性,这些经验仍然对新时代的宣传教育工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一是要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主动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需要。进入新时代以后,要进一步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力度,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政治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凝聚力量。二是要从实际出发,即从宣传教育对象的实际出发,选择他们感兴趣的方式方法和内容,不断增强宣传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坚决反对脱离实际、脱离对象的“党八股”宣传教育方式,反对宣传教育中的形式主义。三是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综合运用各种宣传教育手段。当前尤其要“积极探索与自媒体相结合的教育方式,完成线上与线下有效链接,以图、文、声、像等多媒体技术”[9]代替传统的宣传教育方式,创新出适合广大人民群众乐于接受的宣传教育法。四是要把宣传教育渗透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生活、学习、休闲、娱乐之中,把显性宣传与隐性宣传结合起来,在“渗透”上下功夫,不断增强宣传教育效果的持久性。

参考文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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