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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一切的业余主义”

余娜 谢江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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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一切的业余主义”

    作者简介: 余 娜(1981— ),女,福建福清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
  • 中图分类号: I206.6

“In Favor of Amateurism of Everything”

  • CLC number: I206.6

  • 摘要: 林语堂在20世纪30年代,文学追求和批评思想日益清晰明朗。他针对文学功利化色彩浓厚的状况,明确提出文学艺术的游戏精神,主张文学艺术具有超越性,是人的精神的一种自由释放。林语堂追寻的游戏精神,强调了文学艺术的自由性和审美性。林语堂文学思想中的游戏精神,不仅仅在现代散文理论建设和生活审美观念倡导上表露出来,还在他的“幽默”观和浪漫主义思想中,都是核心理念。这种批评思想在社会历史批评引领的批评潮流中,是一种有效的弥补,保留了尊重文学艺术本质规律的冷静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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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19-05-10
  • 录用日期:  2019-06-28
  • 刊出日期:  2019-09-01

“赞成一切的业余主义”

    作者简介: 余 娜(1981— ),女,福建福清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
  • 集美大学 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林语堂在20世纪30年代,文学追求和批评思想日益清晰明朗。他针对文学功利化色彩浓厚的状况,明确提出文学艺术的游戏精神,主张文学艺术具有超越性,是人的精神的一种自由释放。林语堂追寻的游戏精神,强调了文学艺术的自由性和审美性。林语堂文学思想中的游戏精神,不仅仅在现代散文理论建设和生活审美观念倡导上表露出来,还在他的“幽默”观和浪漫主义思想中,都是核心理念。这种批评思想在社会历史批评引领的批评潮流中,是一种有效的弥补,保留了尊重文学艺术本质规律的冷静思考。

English Abstract

  • 文化人格的独立意味着个体获得自由的空间,能够拥有精神自由。在这一前提下,林语堂认为文学创作和批评才会摆脱社会功利性的束缚,进入审美的自由状态。于是游戏精神成为林语堂的文学批评思想的另一个重要观念,与独立的文化人格构成了林语堂的自由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

    中国现代文学的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独特的年代,简单地用启蒙延续或政治化都无法概括,它包含了多种因素和可能性。许多批评家都重视文学的时代性、现实性,偏重于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其中社会历史批评影响尤为广泛,最具代表性的批评家当属茅盾。他吸收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营养,在文学批评中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评判文学作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起到的社会作用。他的文学批评显示出作为严肃的批评家所具有的敏锐的感悟力和犀利的评判眼光,但由于过于关注阶级的分析,机械化教条化的弊病明显。林语堂坚持文学的自由立场,并不认同这种执着于得出明确的社会功利性结论的文学批评。

    林语堂面对纷纭复杂的文坛,文学追求和批评思想日益清晰明朗。他针对文学功利化色彩浓厚的状况,明确提出文学艺术的游戏精神,主张文学艺术具有超越性,是人的精神的一种自由释放。林语堂追寻的游戏精神,强调了文学艺术的自由性和审美性。这种批评思想在社会历史批评引领的批评潮流中,是一种有效的弥补。

    • 中国近代的王国维曾经用游戏来说明文学创作的动力。他说:“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而成人以后,又不能以小儿之游戏为满足,于是对其自己之感情及观察之事物而摹写之,咏叹之,以发泄所储蓄之势力。”[1]在这段文字里,王国维指出文学具有超功利性,不能成为生存的服务手段。但这种文学无关乎社会政治、人生现实的看法,在中国近现代早已被强烈的社会革新愿望给掩盖,梁启超的“小说新民论”形成的文学工具理性,主导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思维惯性。20世纪30年代大革命时代的到来,各方的争论使文学的功利性愈加显露。鲁迅指出“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2](421),他清醒地意识到文学毕竟是“生命力余裕”[2](421)的产物,不可过于工具化,但蓬勃发展的革命文学终究未能使鲁迅超然度外。与功利性的时代主潮构成补充、制衡关系的是周作人、林语堂等人背负着脱离大众的指责,坚持文学是“生命力的余裕”[3]产物,寻求文学的趣味。

      相比周作人的幽闭清冷,对于文学的建设,林语堂显得更为主动热情。林语堂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轰轰烈烈的时代,提倡“幽默”,创办刊物《论语》《宇宙风》《人间世》,创作大量的小品文,倡导“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现代散文,强调对人性的重视、对文学超越社会功利性的追求。文学的闲适趣味,是林语堂创作小品文、批评作家作品时特别注重的,体现出文学乃余裕产物的思想。

      林语堂在创建现代散文理论上贡献突出。他主张小品文是一种谈话艺术,充满闲适意味,“小品文即在人生途上小憩谈天,意本闲适,故亦容易谈出人生味道来”,而闲适指的是“亲切和漫不经心的格调”。如此毫无目的、信手拈来的“谈话的艺术”,林语堂认为“只有在一个浸染着悠闲的精神的社会中才能存在”,“一国最精练的散文是在谈话成为高尚艺术的时候才产生出来的”[4](1)。林语堂说理想散文是“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4](3),只有在悠闲的心境下,作家才能毫不掩饰地敞开心扉,富有个性情感的作品自然就完成了。闲适精神和个性主义,在林语堂看来,二者相依相生。在现代散文的理论建设中,闲适和性灵个性缺一不可;在评论文学时,发自内心的作品同样具有闲适格调,那些受到林语堂推崇的作家,几乎在生活中或作品里都流露出闲适之味。虽然闲适一词被认为是源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但在林语堂的笔下,它被赋予了现代意义,闲适的精神状态是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对工具理性、功利趣味的有效补充。

    • 如果说闲适趣味的追寻,体现了林语堂对文学的超功利特质的尊崇,那么提出艺术是人类精神的游戏,则是表明了他超越性文学思想的确立。

      周作人较林语堂更早提出了文学无功利作用的观点。他说:“文学是无用的东西。因为我们所说的文学,只是以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为满足的,此外更无目的之可言。里面,没有多大鼓动的力量,也没有教训,只能令人聊以快意。不过,即这使人聊以快意一点,也可以算作一种用处的:它能使作者胸怀中的不平因写出而得以平息。”[5]这种文学无用的认识从文学功用的角度确证了闲适自由是文学的审美特质。周作人的文学无用论提出,也让他再次被强化为个人主义和趣味文学的典型作家。林语堂颇为赞同周作人的文学观念,从文学是无用的享乐和优游出发,大力倡导闲适自由文学,到了写作《生活的艺术》时,他提出了文学艺术是人类精神的一种游戏。这个观点是在王国维的游戏是文学创作动力、周作人文学无功利作用的基础上,探讨文学的内在本质,从美学层面确立文学艺术的游戏精神。这无疑是一次理论的升华。

      林语堂明确地指出“以艺术为人类精神的一种游戏”[6](344),文学不论是创作的动力还是所谓功用等方面,本质上都是游戏。他表示:“我相信只有在许多一般的人民都喜欢以艺术为消遣,而不一定希望有不朽的成就时,真正艺术精神方能成为普遍面弥漫于社会之中。……换句话说:我赞成一切的业余主义。”[6](344)真正的文学艺术只有超越功利目的,以游戏精神进行时,才出现。“真正艺术精神只有在自动中方有的。这也就是我重视中国画为高士的一种消遣,而不限是一个职业艺术家的作品的理由。只有在游戏精神能够维持时,艺术方不至于成为商业化。”[6](345)在林语堂看来,游戏消遣才是文学艺术真正存在的本质。

      一旦进入游戏状态,就没有明确目的性。林语堂说明游戏是无理由的存在,“游戏的特性,在于游戏都是出于无理由的,而且也绝不能有理由。游戏本身就是理由”,他举例指出审美即超越功利,从大自然的物种进化中发现“美丽是一种生存竞争说所无从解释的东西”[6](351),比如鹿角的发育就是一种无用的美丽方式。他深为反感艺术被商业或政治利用,艺术的商业化有损于艺术创作的精神,而艺术的政治化更加阻碍艺术的创作,强调“艺术的灵魂是自由的”[6](351)。林语堂指出“一切艺术必须有它的个性”[6](351),创作者的性情思想能够在作品中自然流露。艺术作品是艺术家灵魂的自然表现,它最重要的部分是个性。文学艺术的游戏精神是一种纯粹的审美自由,它能使作家艺术家个性自由地挥洒,实现精神上的解放和健全人格的形成。

      关于游戏说的美学内涵,德国古典美学家席勒阐述地比较深入。林语堂是否直接受到康德、席勒等古典美学家的影响,从目前所查阅的资料里,不得而知。林语堂把游戏视为文学艺术的本质,这和席勒的学说有很大的相通性。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席勒的相关阐释,来认识林语堂所提出的文学游戏精神。

      席勒将人类的所有活动分为感性冲动、形式冲动和游戏冲动,分别解释为:感性冲动的对象是生活,能够为感官所发现的物质存在。形式冲动的对象“包括事物的一切形式特性以及事物对思维力的一切关系”[7](76-77)。游戏冲动的对象指向了美。 “游戏”与美有关,“游戏”就与自由活动等同了。所以,游戏活动消除强迫,使人获得自由。席勒说道: “在人的一切状态中,正是游戏而且只有游戏才使人成为完全的人,使人的双重天性一下子发挥出来。”[7](76)从这个意义上说,达到“游戏”境界时,从事美的活动,也就实现了人格的健全、心灵的自由。

      “游戏”的前提条件是“盈余”,也就是过剩精力。康德把游戏看成是与劳动对立的概念,席勒在此基础上加入了过剩精力的观点。他认为美的自由欣赏是一种物质上盈余的欣赏,以狮子为例来说明:当狮子不再为了生存,与其他野兽争夺食物时,响彻沙漠的狮吼就是狮子余暇精力的显示,这是无目的的行为。席勒总结为“动物如果以缺乏( 需要)为它的活动的主要推动力,它就是在工作( 劳动);如果以精力的充沛为它的活动的主要推动力,如果是绰有余裕的生命力在刺激它活动,它就是在游戏”[7](149)。过剩精力说明了游戏产生的条件,也说明了文学是生命力余裕的产物。

      尽管都说到了游戏,但席勒的游戏冲动说放置在人类整体活动的高度,直接的对象就是美,而林语堂所指的游戏是日常生活的形式,近似于消遣。席勒的游戏说关涉美学的理论发展,林语堂的“游戏”重视的是脱离功利目的、自由闲适的精神,二者表面上似乎都在探讨“游戏”,但涉及的层面不同,林语堂缺乏席勒的美学高度,把游戏精神停留在文学无功利审美和个性自由表达上。这样,文学游戏精神主要还是在林语堂的文学思想范畴之内,强调的是自由个性、健全人格。推而广之,更加形而上的思考,林语堂则掠过未谈,与系统的思想理论擦肩而过,当然体系化和理论化的思想并不是他所热衷的。

    • 林语堂文学思想中的游戏精神,不仅仅在现代散文理论建设和生活审美观念倡导上表露出来,还在他的标志性概念“幽默”以及积极呼唤的浪漫主义思想中,都是核心理念。

      首先,游戏精神中的“幽默”显示出林语堂对人生态度的透彻。1924年林语堂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一文里,提出用“幽默”二字作为英语Humor的中文翻译。他这样说明:“凡善于幽默的人,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显露的笑话不同。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故译为幽默,以意义言,勉强似乎说得过去。”[8]到了30年代,林语堂提倡“幽默”,风生水起,被冠以“幽默大师”的名号。他所提倡的“幽默”不是一般意义的讽刺、滑稽,而是一种人生态度和观念,是明了社会人生后的通达和彻悟。林语堂解释为:“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的程度,必有幽默文学出现,人之智慧已启,对付各种问题之外,尚有余力,从容出之,遂有幽默−或者一旦聪明起来,对人之智慧本身发生疑惑,处处发现人类的愚笨、矛盾、偏执、自大,幽默也就跟着出现……因为幽默只是一种从容不迫的达观态度。”[9](4)摆脱世俗羁绊,摒弃了庸人自扰,幽默是智者余裕的自如应对,属于智者的游戏,一种自由状态。

      林语堂以幽默观人生,智慧通达。同样地,他以幽默评文学,慧眼独到。他发现中国古代文学中存在着为数不多的幽默。《论语》将孔子的喜怒哀乐种种性情悉数道来,林语堂赞赏孔子是“最上乘之幽默,毫无寒酸之气,笑得他人,亦笑得自己”[9](7),肯定了《论语》以平淡文字生动塑造了孔子及其门生的神态心思。在梳理出的现代散文源流中,林语堂指出张岱、金圣叹、郑板桥、袁枚等人的散文作品里都含有幽默意味,原因在于创作的自由,“有求其在我的思想,自然有不袭陈见的文章”[9](180)。他评价中国古代散文时,认为好的作品必须具有个性的闲谈意味,屠隆的《冥寥子游》、语录体文章、白话小说的片断等都是他所认定的优秀之作,其中的标准就是有闲谈风味的自由之作。幽默源于西方,用它来观照外国文学时,林语堂还是坚持自己的理解。从他的幽默观和游戏精神出发,林语堂对世界幽默大师萧伯纳的评价,仅限于幽默语言,不提作品的内在思想,因为他不赞同萧伯纳的文学是斗争武器的思想。林语堂对莎士比亚的作品不吝赞美之词,将之纳入幽默文学之列。他赞赏的不是世人公认的戏剧成就,而是莎翁在作品里以自由灵动的文字书写和谐人性,寄寓了对死亡的彻悟。林语堂推崇西方现代小品文,在他看来,这些作品不论风格有多大的差异,都含有幽默意味,文字平淡格调闲适,是自然个性的表达。

      将幽默熔铸进文学思想,林语堂的文学批评突破既定认识,形成独特的评判,对所提倡的现代散文是一种有效的补充,也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提供了另一个思维角度。

      游戏精神还表现在林语堂积极主张的文学的浪漫思想上。他在文学上提倡的浪漫思想讲究瞬间直觉,重视情感的真实流露,注重主体个性的张扬,追求自由,体现真、爱、美的精神,和梁实秋的《中国文学之浪漫趋势》所批评的颓废放浪的病态浪漫主义不同。这种浪漫思想的核心是自由真实,体现了文学的游戏本质。俞兆平先生将林语堂的浪漫美学思想作为克罗齐的心理学浪漫主义的代表,使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四种形态的浪漫主义之一[10]。林语堂贯穿了游戏精神的浪漫思想有其独到之处。

      的确,在评论文学中,林语堂依据自己对浪漫主义的认识,解读出全新的文学序列。他认为孔子的儒家本色思想和卢梭的浪漫派接近,是自然的人生观,只是被后代的腐儒误读为压抑人性的礼制。他将魏晋思想看成是中国的第一次浪漫运动,在他看来,“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乃人性之正反两面,为自然现象,不限于之于任何民族”[4](31)。因此,魏晋时期道家思想盛行,不论是纵情山水、归隐田园,还是放浪形骸、固守清白,这些选择都是合乎自然人性的,皆具浪漫主义特质。顺乎自然深恶礼教的道家思想自是中国的浪漫思想。“阮籍等之倡狂放任,唾弃名教,即浪漫派深恶古典派之本色。”[4](31)林语堂还指出宋代苏轼、黄庭坚“诋谑理学,亦即浪漫思想”,发现“明后有浪漫思想出现,自袁中郎、屠赤水、王思任以至有清之李笠翁、袁子才皆崇拜自然真挚,反抗矫揉伪饰之儒者”[4](21)。将袁枚的《祭妹文》和归有光《先妣事略》相比,林语堂赞赏袁枚的文章能放声大哭,认为归有光过于压制,从中他指出这两篇作品体现了“古典派与浪漫派之不同”[4](21)。从孔子到袁枚,林语堂追本溯源,列出了中国文学的浪漫流脉。这一序列的文学基本上和性灵文学重合,都崇尚自然,释放人性,不受礼制和世俗牵制,充分显示出文学的游戏精神内核。

      林语堂的浪漫思想不但重新书写了文学历史,而且具有显著的现代性意义。在评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时,林语堂大胆地肯定了劳伦斯的突破社会禁忌的写作,准确地解读了作家在作品中寄托的思想:追求人性的健康和谐,批判现代工业社会使人异化。过分理性化,失去本真,正是林语堂所不能容忍的。站在所主张的浪漫思想立场上,林语堂的评论充分肯定了自由人性,批判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异化,显示出对现代性的反思。相对于批判,林语堂给予沈复的《浮生六记》极高的赞美。他认为作品里的女主人公陈芸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她外表并不完美,但活得率性自在,敢于反抗礼教制度,性情中人。作品所记的夫妻二人,情意深笃,携手同游无所顾忌,相爱相知,堪称世间夫妻典范。林语堂在《浮生六记》里,发现了主体的个性张扬和人性的自由,读出了真、爱、美。这些都是现代社会强烈呼唤的精神。肯定《浮生六记》,即是肯定了对自由、真、爱、美的追求。

      文学中的幽默和浪漫思想都表明文学应该具有自然状态,无理由不造作,个体的表达纯粹是一种自由个性的表现。在这种游戏精神中,文学实现了审美无功利化,林语堂的文学理想也得以实现。

      综上所述,林语堂提出文学艺术是人类精神的一种游戏,确立了他的文学思想中的游戏精神。他将游戏精神作为文学艺术的本质,代表了闲适自由的追求,主张文学审美的超功利性,坚持文学的独立自由。在同时代文学工具理性为许多作家追捧,政治化、商业化的色彩在文坛日渐浓厚的环境下,林语堂的文学游戏精神犹如赏玩的小品不合时宜,但为当时的文坛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保留了一条追寻审美自由的支流。

参考文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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