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言板

尊敬的读者、作者、审稿人, 关于本刊的投稿、审稿、编辑和出版的任何问题, 您可以本页添加留言。我们将尽快给您答复。谢谢您的支持!

姓名
邮箱
手机号码
标题
留言内容
验证码

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逻辑理路:基于社会阶层分化的背景分析

于波

引用本文:
Citation:

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逻辑理路:基于社会阶层分化的背景分析

    作者简介: 于 波(1981— ),女,山东威海人,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 中图分类号: D261

The Logical Way of Mainstream Ideology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Class Differentiation

  • CLC number: D261

  •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分化成为理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重要时空。在社会阶层分化视域中,不同社会阶层会因自身利益诉求差异而有着不同的思想价值观念,从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正义性,侵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性。基于社会阶层分化背景,可以得出,缩小不同阶层的物质利益差距、促进不同阶层的政治利益均衡、实现不同阶层的文化利益共享,是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市场逻辑原点、制度逻辑焦点、文化逻辑支点。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2018年4季度全国社会服务统计数据[EB/OL]. (2019 – 01 – 30)[2019 – 09 – 22]. 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jb/qgsj/2018/20181201301328.html.
    [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4] 习近平.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 [N]. 人民日报, 2016 – 05 – 10(2).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1.
    [6] 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 何包钢, 廖申白,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7]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8] 胡伯项,胡宇喆. 两大陷阱论视域下文化建设路径研究[J]. 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2):36.
  • [1] 蒋尊丽 . 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研究. 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1(4): 115-120. doi: 10.3969/j.issn.1009-1912.2019.04.017
    [2] 冯小燕张文树包有或 . 新时代高校青年网络异化现状考量与治理路向. 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1(3): 19-26. doi: 10.3969/j.issn.1009-1912.2019.03.004
    [3] 平飞 . 基于问题逻辑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问题探析. 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1(1): 79-85. doi: 10.3969/j.issn.1009-1912.2019.01.012
    [4] 郭颖余梓东 . 2014年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述评. 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1(4): 10-19. doi: 10.3969/j.issn.1009-1912.2019.04.003
  • 加载中
计量
  • 文章访问数:  34
  • HTML全文浏览量:  20
  • PDF下载量:  4
  • 被引次数: 0
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19-09-04
  • 录用日期:  2019-09-23
  • 刊出日期:  2019-09-01

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逻辑理路:基于社会阶层分化的背景分析

    作者简介: 于 波(1981— ),女,山东威海人,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 南昌工程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昌 330099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分化成为理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重要时空。在社会阶层分化视域中,不同社会阶层会因自身利益诉求差异而有着不同的思想价值观念,从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正义性,侵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性。基于社会阶层分化背景,可以得出,缩小不同阶层的物质利益差距、促进不同阶层的政治利益均衡、实现不同阶层的文化利益共享,是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市场逻辑原点、制度逻辑焦点、文化逻辑支点。

English Abstract

  • 从社会存在层面来看,社会结构从前现代向现代、后现代的转型,促成了一个开放多元社会日益生成。在开放多元的社会时空中,社会利益关系多样化和思想价值观念多元化共生共在,社会阶层结构也呈现总体上日益分化的现实图景。在利益分化日益加剧和利益实现方式多样化的时空中,利益分化过程实质是一种利益格局不断解构与建构的过程,社会阶层分化过程实质上是阶层利益分化的过程。为此,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社会阶层分化不仅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功能性分化,更是一种人们不同需要的利益性分化,具有利益性分化与功能性分化的复合面相。然而,社会阶层利益的过度分化容易滋生不公正的利益格局,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整体建构,从而需要通过意识形态对阶层利益过度分化加以有效整合。因此,面对各阶层之间物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的过度分化所导致的利益失衡格局,需要从缩小不同阶层的物质利益差距、促进不同阶层的政治利益均衡、实现不同阶层的文化利益共享的维度,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具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1](146)由此可知,人们的物质需要是人们生活中的第一需要,有效应对阶层利益的过度分化首先是要有效应对物质利益过度分化,坚守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市场逻辑原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市场逻辑即是从最广大人民利益出发,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为归宿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方向,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理念以及坚守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竞争原则。然而,在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下,物质利益分化是阶层利益分化中最根本的分化,物质利益过度分化主要表征为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的过度扩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和贫富差距悬殊已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大量的社会财富流向了地产商等权贵阶层,一些社会阶层有较明显的“相对被剥夺感”。《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北京大学发布)中指出,中国大约1/3的财富被1%的顶尖家庭所掌握和拥有,25%的家庭则掌握着1%的财富。可以说,顶尖家庭的1%和财富拥有的1%是当今中国阶层物质利益过度分化的现实缩影,也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社会财富增长迅速,但财富却在快速地向权贵阶层集中,社会底层所掌握和拥有的财富却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我国民政部颁布的《2018年4季度全国社会服务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四季度,全国有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人数1 008.0万人、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户数605.6万户、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579.7元/(人•月);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3 519.7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户数1 902.5户、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4 833.4元/(人•年);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人数454.7万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146.4万人;临时救助1 074.7万人[2]。为此,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财富增长速度,也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不同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 “富人太富”代替了曾几何时的“穷人太穷”,财富源源不断流向于“金字塔尖”的权贵阶层,新社会底层有时面对贫富差距的过度悬殊而只能发出无可奈何的慨叹,眼巴巴甚或酸溜溜地心理仰望着 “富人”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物质利益分化也显现 “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的“马太效应”迹象,因此,不同阶层物质利益的过度分化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努力夯实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物质利益基础。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151)由此可知,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需要植根于人们物质利益需要之中才能增强其吸引力与凝聚力,在关照人们物质利益需要中获得其更好信仰与认同。然而,社会阶层物质利益的过度分化则会撕裂主流意识形态整合多元化思想价值观念的功能与效应,所以,积极有效应对阶层利益的过度分化,必须缩小不同阶层的物质利益差距,必须为促进社会阶层利益的和谐发展提供一个健全有效的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效促进社会资源与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价值效率性和价值合理性,实现不同市场主体的起点平等、机会平等和权利平等,使市场成为一个“有效”的市场,市场主体成为一个“自主”的主体,形成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和公平公正的市场规则,使不同阶层的群体与个体都有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更多的创造活力来实现自己的物质利益需要,从而为不同的市场主体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在此,需要澄明的是,市场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从某种程度而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会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公地悲剧”“劣币驱逐良币”等非正义现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仍然存在不少束缚市场主体活力、阻碍市场和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弊端。”[3](117)因此,缩小不同阶层之间的物质利益差距,促进不同阶层的利益关系和谐,需要进一步提升市场的内在价值合理性,规避市场的内在自身局限性,大力夯实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市场公正基石。

      新时代,缩小不同阶层的物质利益差距,夯实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市场公正基石,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进一步把新发展理念落到实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其中共享发展注重解决的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公平正义问题,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目标。共享发展理念是一个具有多维度内涵的概念,就共享的覆盖面而言,它指向的是全民共享,而非少数人或部分人的共享;就共享的内容而言,它指向的是全面共享,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领域的所有成果的共享,而非是某一领域或部分领域的共享;就共享的实现途径而言,它指向的是共建共享,是社会各行各业的所有社会主体共建过程中的共享,而非是某一主体或部分主体共建过程中的共享;就共享的进程而言,它指向的是渐进共享,是有着阶梯序列的循序渐进过程,而非是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过程。二是进一步做大做强社会财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3](95)但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依然具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高质量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大做强社会财富的这块 “蛋糕”,才能为更好地缩小不同阶层的物质利益差距奠定更加坚定的物质基础,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 “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把‘蛋糕’做大,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3](96)三是进一步公平合理分配好社会财富。市场原初竞争结果的合理合法和原始分配的经济公正并不能简单化为市场公正的全部内容,社会主义市场公正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加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的公平正义原则,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财富分配导向,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社会主义财富增长最大化和社会主义财富分配公平化的辩证统一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体现,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4]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社会财富的“蛋糕”不断做大,但 “蛋糕”的分配不公正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如何更加公平合理地分配好社会财富的这块“蛋糕”,夯实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市场公正基石,是缩小社会不同阶层利益分化的一个重要命题。

    •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语),“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5]。为此,人们政治利益关系的变化会随着人们物质利益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不同阶层之间的物质利益分化必然会带来政治利益的分化。利益形成于一定的需要之中,政治利益是对政治需要的一种满足,直接反映着政治主体的政治需要,是引导人们政治行为的航标,是经济利益的集中表现。政治利益的均衡和谐是国家稳定和谐的基础,也是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制度逻辑焦点。政治利益的失衡极易导致人们对国家制度的不满、怀疑甚至否定,容易引起社会秩序紊乱,不利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甚至影响国家政权的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物质利益的过度分化导致了政治利益的过度分化,政治利益的过度分化主要表征为不同阶层之间政治利益诉求的差距过度扩大。在阶层分化的现实社会中,虽然不同阶层群体之间有着一些相同或相近的政治利益需要,但由于人民群众总是归属于不同的阶层群体之中的,不同的阶层群体会因自身财富、地位和声望等占有资源的不同,又会在现实生活有着其不同的、具体的政治利益要求。因此,政治利益结构的解构与重构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也势在必然,各个阶层政治利益需要的愿望日益强烈,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政治利益差距不断扩大,存有社会上层、社会中层和社会下层之间政治利益的过度分化现象。虽然不同阶层的政治利益及其诉求有着阶层之间的差异性,但不同阶层都能以各自的渠道与方式表达以其物质利益为核心的政治权利诉求,发表与其自身物质利益相符合的政治意见,关注以自身物质利益密切相关的政治权力运行,通过制度内或制度外的参与方式来实现自身政治利益需要。因此,不同阶层之间政治利益矛盾与冲突的发生极有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与和谐,必须高度警惕政治利益过度分化对政治和谐所产生的潜在威胁性,既要承认政治利益分化的现实合理性,也要使政治利益分化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促进不同阶层之间政治利益均衡,有效化解不同阶层之间政治利益的矛盾与冲突,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政治制度保障。

      “作为公平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6](1)不同阶层之间的政治利益均衡需要借助制度来加以实现,制度对政治利益的均衡实现程度取决于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促进不同阶层之间的政治利益均衡需要用公平公正的制度来保证不同阶层能够公平地获得政治利益。为此,一个社会的良性、有序发展需要有调节政治利益关系的一系列制度与原则,如果没有这些所需要的制度与原则,社会极有可能陷入 “诸神不和”的喧嚣与纷争之中,从而侵蚀社会发展的深层根基,正如罗尔斯所言:“这些所需要的原则就是社会正义的原则,它提供了一种在社会的基本制度中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办法,确定了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6](5)从根本上而言,公平公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有着公心、公理和公正的制度,是以促进社会公平公正为其价值导向的。效率与公平是融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选择之中的,实现政治利益均衡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公平公正是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价值取向。但是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制度安排与设计的不合理性是不同阶层之间政治利益差距扩大甚或失衡的制度根源。制度公正的阙如则是制度安排与设计不合理的一个重要根源,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中也有非亲贫性、掠夺性、等级性等制度非公正的一面,也正是由于制度安排中这些非公正一面的存在为政治利益过度分化打开了方便之门,为此,促进不同阶层之间政治利益均衡,需要保持制度公正与制度效率之间的合理张力,以公平公正的价值准则对制度进行合理设计与安排,进而化解政治利益的过度分化,大力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政治制度保障。

      新时代,促进不同阶层的政治利益均衡,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政治制度保障,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进一步提升制度安排的人民性。完善的政治制度是实现公平公正的根本前提和重要保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不论处在什么发展水平上,制度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使我们的制度安排更好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更加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3](97)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制度设计在促进不同阶层政治利益均衡中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影响了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但从根本上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行之有效的制度,是以人民性为价值轴心的公正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提升制度安排的人民性,坚定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自信和认同,是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二是进一步完善民主政治制度的可操作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完善民主政治制度的可操作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价值要义和本质规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民主制度的可操作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政治民主制度的可操作性依然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影响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为此,需要进一步提升和完善制度运作的可操作性安排,需要为促进不同阶层的政治利益均衡提供更加广阔的制度空间,需要把政治制度的原则规定在实践中量化为可操作的实施细则,从而充分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优势,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赋与人们的各项政治权益更加落在实处。三是进一步彰显国家权力的公共性。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捍卫和增长社会公共利益是国家权力公共性的集中体现,进一步彰显国家权力的公共性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所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权力的公共性虽然越来越清晰,但公共权力的滥用和非法利用的不正当现象依然存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始终是好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当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一些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影响恶劣,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人民群众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3](385-386)这不仅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公正实现,而且侵蚀人们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为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杜绝权力任性的制度空间,彰显国家权力的公共性。

    •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7](349)物质利益与政治利益决定了文化利益,文化利益是物质利益与政治利益的一种深层次的隐约表达,对人们物质利益需要与政治利益需要的滞后或不足具有反作用的调和功能,进而缓和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广义上说,以文化为载体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正是以文化公平公正为逻辑支点构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文化场域,从而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文化逻辑支点。为此,从某种程度而言,侵害人们的文化利益需要即是侵害人们的物质利益需要和政治利益需要,会对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起到一种致命式的威胁。文化利益即是对人类精神需要的满足。由于人们所处的阶层不同,不同阶层中的群体或个体的文化素养、文化知识、文化水平、文化需求等亦有所不同,从而导致不同阶层之间的文化差距扩大。事实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不同阶层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差距不断扩大,文化利益也呈现出过度分化的镜像。文化利益的过度分化主要表征为不同阶层之间享受文化成果和接受文化教育水平的差距扩大。在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中,人们精神需要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决定了文化利益的差异性与多样化,不同阶层之间的文化利益也存在着结构、等级、档次上的差异化特质,人们也往往由于财富、地位与声望的不同,所享受的文化成果和精神生活的趣味也往往不同,社会上层、中层与下层之间在文化利益需要方面有其“雅、俗、野”之分。但是,我们在看到文化利益需要的差异性与多元性的同时,也要看到文化利益的共享性特质。文化利益是满足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的一种公共产品,具有超越时空的开放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特质,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言:“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404)因此,在繁荣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不同阶层之间文化利益的共享实现时,不仅要充分筑牢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和理想信念,也要统筹兼顾社会不同阶层群体的文化差异性,不断满足不同阶层群体的文化利益需要。让每一个阶层、每一个群体都能享受到共同的文化成果和文化教育,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实现文化利益共享的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破除文化利益共享实现中的各种顽症,把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利益发展思想贯穿于我国文化改革的各个环节,从而为不同阶层群体带来更多的文化利益获得感与幸福感,使人们能在自己所处的阶层文化环境中提升自己的精神生活质量,从而夯实主流意识形态形态建设的文化基石。

      文化利益也具有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意识形态宣传与教化作用,作为一种“柔性”的软力量,文化利益可以非常隐蔽、巧妙地实现意识形态对人的思想价值观念的操控目的。在文化多样化的时空中,我国不同阶层之间文化利益的过度分化,一定程度上也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着“文化利益”的幌子兜售其价值观提供了可乘之机,从而实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侵略的不可告人的目的。“西方在对我国文化输出的过程中却穷尽手段,企图不断结构我国社会主义的先进性。”[8]“文化利益”往往成为西方文化对我国进行渗透与侵略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而且在人们日常生活世界中显得更加隐蔽,如同一架“隐形轰炸机”强劲地轰炸了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体系,导致人们思想价值观的混乱与迷茫。使人们在一种虚无缥渺的美好幻想中,出现了价值信仰危机,在解构“崇高”中失去了固有的“精神家园”,从而消解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文化力量。因此,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文化利益”掩盖下隐蔽式的意识形态侵略与渗透,需要以辩证的眼光对待文化利益的“双刃剑”效应。在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下,既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正确引导不同阶层的文化利益需要,不断满足不同阶层群众的文化利益需要,实现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文化利益共享;也要破除西方社会以“文化利益”为幌子而开展的“文化渗透”或“文化霸权”,在推进文化利益的大众化与时代化的同时,在繁荣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实现文化利益 “大众化”“通俗化”“生活化”的时代转型,供给各种不同的文化利益尽可能地满足社会不同阶层的精神需要,让不同阶层群体在共享文化利益的过程中扩展自身的心灵空间,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共同的观念自觉,外化为人们共同的行动自觉,从而提升人们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度,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引领力。

      新时代,实现不同阶层的文化利益共享,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文化引领力,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共享性底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7](31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共享性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倡导的“大同社会”“天下为公”“和而不同”“义利之辩”等都包含着共享发展的思想精华,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一种文化利益共享情怀。为此,如何有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共享性价值基因,克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性局限,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共享性价值基因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炼升华出一种符合时代发展和中国社会实际的文化利益共享的价值理念,是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命题。二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3](163)公正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取向,是贯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灵魂,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公正作为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它是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统一、形式公正和实质公正的统一,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价值立场的辩证统一。为此,充分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功能,达成人们的主流意识形态自觉自信,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性认同,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话语权,强化人们的价值认同和精神信仰,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和自觉行动。三是推进文化资源共享的发展。实现文化资源共享要求最大程度、最大范围内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有效打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文化壁垒”,缩短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文化距离”,切实保障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我国社会主义文化资源共享是一种普惠性、全民性和公共性的多向度共享,文化资源共享的发展离不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的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能有效提升文化资源共享的能力和水平,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能有效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资源共享意愿和行为。为此,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夯实文化资源共享的物质支撑;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完善文化资源共享的生态环境,是新时代实现人民群众文化资源共享的重要途径和现实要求。

参考文献 (8)

目录

    /

    返回文章
    返回